揭秘“九·一三事件”十大谜团

　　谜团一

　　9月12日13时，毛泽东南巡突然回到北京,为什么要问北京是否安全？

　　毛泽东身体好时每年都要外出，返程一般在9月底。但1971年那一次南巡，毛泽东8月15日出发，却提前半个多月返回北京。这一举动十分反常，以致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都非常吃惊。

　　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专列驶入北京丰台站，他把掌握北京军政大权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三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召到专列谈话。他首先和李德生确认北京是否安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全副武装师，守株待“兔”。当时军队调动权在毛泽东手里，林彪调不了军队，调一个排也要毛泽东批准。

　　15时36分，毛泽东专列从丰台站开出，16时05分抵达北京站。毛泽东专列从来没有白天进北京，本来毛泽东打算在济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中办主任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在早5时抵达济南停车50分钟后，直接开回北京。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9月12日晚上，南巡刚回来的主席吃过饭就睡下了。往常总理来之前都要事先通知，这次匆忙闯来，又神态严肃，我凭着多年来在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预感到出了大事。总理对我说，快把主席叫起来，有事向他汇报。不一会儿，总理出来了，对我们说，林彪要逃跑了，其他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为了主席的安全，必须马上转移。屋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迅速收拾东西。汪东兴告诉我，在保证主席需要的情况下，轻装上阵，做好打仗的准备。”

　　中央警卫团立即部署警戒，中南海随之完成临战准备。

　　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北京不安全？

　　难道毛泽东已经得知空军司办副主任周宇驰说“轰炸中南海”的话，所以一定要在天黑后进中南海？

　　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回忆：“中央警卫团成立了高射机枪和高炮大队，分在两处，一处设在故宫西华门角楼，一处设在钓鱼台国宾馆南。钓鱼台布置好了，但高射机枪根本弄不上角楼，只好拉倒。”“9月12日午夜我睡了，汪东兴亲自打电话，说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你负责立即布置钓鱼台的一级战备。我马上组织以假山为掩体，架起机枪，并迅速挖好工事，桥头设置钉板路障，阻断各楼之间的路径，天亮才搞完。”

　　毛泽东南巡为了“敲山震虎”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不写检讨，也没有动静，甚至叫“黄吴李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要再找他，而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却在南方十分活跃。情报源源不断到了毛泽东那里，他连着“三板斧”：“甩石头”，开展“批陈（伯达）整风”；“掺沙子”，增加军委办事组成员；“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汪东兴回忆：“中央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自己说他南巡目的，就是学陈伯达到处游说”。

　　1971年8月15日13时，毛泽东抱病乘专列从北京出发，仅带汪东兴等几个人，可是警卫庞大。随卫的中央警卫团干部中队100余人，由中队长陈长江负责，全部双枪、手枪加自动步枪，另外还配有轻机枪。毛泽东走前特别问陈长江，枪里有没有子弹？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张春桥、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后，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开四届人大。这番话对林彪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就在周恩来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毛泽东专列抵达武昌车站，并当即召见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提出“不要搞阴谋诡计”。次日，毛泽东召见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等，刘丰也在座，毛泽东说：“这次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刘丰从来没有看到过毛泽东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人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吗？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从8月18日到24日，毛泽东闭门不出。他在考验刘丰，看他会不会把谈话内容透露给林彪。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不过，刘丰始终没有透露谈话内容，直到9月6日，副总参谋长李作鹏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才告诉了李作鹏。

　　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8月25日，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已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速来武汉。8月27日，毛泽东带着华国锋到长沙，与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第二天，毛泽东将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广西负责人韦国清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宣布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州军区是林彪四野的老底子，毛泽东要加强对广州军区的掌控。

　　据陈长江回忆，汪东兴在第二天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当着许多人的面，质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把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林彪夫人叶群和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丁盛和刘兴元回到广州军区传达他的秘密谈话，期望有人传话，敲山震虎。

　　9月2日，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在毛泽东谈话时说，7月周宇驰两次来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他用飞机拉走了。程世清还谈到林彪女儿林豆豆叫他见到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都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道在下边干些什么。毛泽东望着窗外，没有说话。

　　9月3日零时，毛泽东专列抵达杭州。离开长沙前，毛泽东让华国锋回北京，“只跟总理一个人谈”。汪东兴、华国锋等在韶山滴水洞追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经毛泽东看过，专送周恩来。

　　9月4日，周恩来收到毛泽东讲话稿，这似乎是在试探周恩来。毛泽东南巡半个多月了，还没人敢把毛泽东谈话透露给林彪。周恩来经受住了“考验”。

　　“北戴河”接到情报，“蛇”动了，“虎”也动了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终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和刘丰中了圈套，他们分别透露了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顾同舟向周宇驰和于新野二人报告了传达的内容。9月6日，周、于二人驾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向林立果报告。同一天，李作鹏听了刘丰的透露后大吃一惊，当天返回北京后，秘密向黄永胜汇报了毛泽东谈话内容。当晚，黄永胜就把情况通报给了叶群。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有这条罪，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李作鹏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毛泽东还是住在他最喜欢的西湖边的刘庄一号楼，他每次来杭州都住在这里，在这里召开许多重要会议。一号楼实际上是四合院平房，院子很大，古柏参天。翻过一座不大的山，就是雷峰塔。据陈长江回忆，服务人员多了些生面孔，且训练有素。外围警卫也有变化，省公安机关的老熟人都靠边了，出面接待毛泽东的几个负责人中，只有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说了算，他掌握着省军区和治安警备大权。毛泽东在同浙江省负责人的谈话中，毫不客气地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上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支支吾吾。

　　毛泽东在杭州突然转移专列

　　9月8日晚上，林立果带着“林彪手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手令”上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9月9日1时，林立果、周宇驰、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在西郊机场工字房讨论，决定在上海动手，让江腾蛟用火焰喷射器打毛泽东专列。此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突然提出转移专列。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汪东兴借口防晒，让为专列搭一个棚子。汪东兴回忆：“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靠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

　　9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突然提出到上海，随卫的干部中队措手不及。午饭前他们与当地驻军打了一场篮球，全身汗透，刚洗的衣服还在滴水。中队长陈长江命令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返回杭州站。16时毛泽东专列开出杭州，没有通知任何人。18时10分，毛泽东专列停在上海郊区虹桥机场专用线。毛泽东一反常态，就住在专列上，随时准备出发。

　　汪东兴回忆：我把上海当地警卫全部撤到外围，毛主席主车周围换上随卫的干部中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专列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此举是因为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桥机场的油库吗？

　　要不是等了许世友15个小时，毛泽东当天就会离开上海。9月11日上午，毛泽东和许世友、王洪文谈完，还是悄悄离开上海，一路驶回北京。

　　谁是“内线”？

　　如果没有“内线”，毛泽东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了如指掌？林立果的“小圈子”主要有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程洪珍、李伟信。“铁杆”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刘沛丰死在温都尔汗。活着的只有程洪珍和李伟信。程洪珍出狱后精神失常，林立果赏赐的对象也吹了，孤身回到老家山东宁阳。他没有结婚，借住兄嫂家，靠给人看门维持生活。据说1996年程洪珍跑到山上喝农药自杀了，时年52岁。

　　李伟信是林立果的“生活秘书”。林立果等起草《五七一工程纪要》时程洪珍不在场，而李伟信在端茶倒水。所有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材料都出自李伟信的孤证。他说“林立果说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纪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说首长知道‘三个方案’”；“听于新野讲，黄永胜他们同意一起去广州”??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发现也与李伟信有关。他负责烧文件，最后离开空军学院“据点”。北京卫戍区保卫部部长王树德回忆，9月13日已经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个“据点”都看守起来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三天后王兰义等人打扫卫生时空无一人，而《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拉链本却放在桌上？连避孕套都扔进火堆，为什么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

　　李伟信是上海人，1950年16岁参军，擅长美术，“文革”初期空4军大院到处是李伟信画的毛泽东巨幅像。林立果到上海时，李伟信为他收集“毛泽东像章”。作为林立果“生活秘书”，李伟信几乎和林立果“形影不离”，他比程洪珍更有条件“报告”。

　　9月13日清晨，周宇驰等人胁迫起飞的3685直升机因飞行员陈修文毅然驾机返航而迫降怀柔。周宇驰开枪杀害了英勇的飞行员陈修文，陈修文后来被授予烈士称号。周宇驰和于新野、李伟信相约自杀。周宇驰、于新野死了，李伟信放了空枪，被五花大绑关进北京卫戍区的地下室。北京卫戍区作战处处长张辉灿去查看，李伟信迫不及待地说“我要找汪主任”。张辉灿问“哪个汪主任”？李伟信说“我要找汪东兴”。张辉灿立即报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吴忠秘书李维赛回忆：“吴忠和吴德一起到地下室审问过李伟信。”

　　1981年，空军法院因李伟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投敌叛变（未遂）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服刑。出狱后，李伟信与老婆离婚，投靠世界级的华裔建筑师，做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事业相当有成。

　　谜团二

　　16时，林立果突然决定返回北戴河

　　谁透露了毛泽东秘密回京的情报？

　　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何时回到北京。9月11日22时，林立果接到空4军第一政委王维国的电话，说毛主席中午离开上海。林立果没有特别惊慌，因为他认为毛泽东9月25日之前不会回北京，他还有时间。但9月12日毛泽东刚到北京，林立果就得到了消息。

　　毛泽东一向行踪不定，尤其最后这次南巡，更是出其不意。陈长江回忆：“毛主席南巡前严令，不准任何人泄露他的行踪。”谁这么嘴快，把毛泽东回到北京的绝密情报透露给林立果？这个告密非同小可，直接导致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如果林立果不知道毛泽东回到北京，就不会坐林彪专机去北戴河，林彪怎么可能半夜“机”叫？

　　林豆豆回忆：“毛泽东回到北京，让汪东兴告诉叶群。”原来告密者是毛泽东自己。叶群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马上告诉林立果。林立果决定当晚飞北戴河。

　　9月12日18时左右，潘景寅接到去北戴河的命令。

　　张耀祠说：“‘九·一三事件’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毛泽东，没办到。计划没出来，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是他们的意见，不是林彪的意见。林立果那一套不可能实现，还是个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谜团三

　　12日21时50分多，林豆豆向中央警卫团报告

　　林豆豆报告中央警卫团的初衷是什么？

　　林豆豆说：9月12日21时，叶群叫我到她的住处看电影，这时我才知道林立果回来了。与此同时，林彪内勤张恒昌告诉我，他听见主任（叶群）对首长（林彪）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首长始终没有答话。我立即问林立果去哪，他说马上去广州。

　　林豆豆希望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去中央警卫团大队部报告，但李文普不相信，说“主任说去广州，林立果说的也是去广州，要是真的去广州而没发生什么事，那可不是一般问题，那可不得了！”林豆豆想，如果自己不去报告，李文普就更不相信她讲的了，她决定去中央警卫团讲明情况。李文普马上赞同，说“你见到（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就说我同意你去找他，我派刘吉纯陪你一块去，你叫张宏马上和我联系”。

　　林豆豆回忆：我去报告是想让中央警卫团作好准备，以对付紧急情况，并通过中央警卫团与中央取得联系。因为单靠林办工作人员，即使能把问题解决了，许多事情中央不知道还是不行。1972年8月26日周总理见到我时说，你当时也只能那样做。

　　张宏立即上报张耀祠：据林彪女儿林豆豆报告，林立果密谋要坐停在山海关海军机场的飞机外出，到什么地方没有听清楚。

　　张耀祠回忆：“张宏给我打电话，林豆豆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豆豆让我立即直接向张耀祠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我接电话是在汪东兴秘书值班室，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都在场。张宏说一句，我重复说一句，他们两人都听清了。汪东兴立即用电话向周总理报告。”

　　林豆豆是9月7日坐飞机到的北戴河。她本来身体不舒服，不想去。叶群说林彪病重，非要她来。林豆豆刚到北戴河，林立果就和她谈到广州、香港，并说他马上返回北京看牙。林豆豆明确反对，她认为，首长（林彪）哪里也不去，就在北戴河最安全。在林豆豆的坚决反对下，林立果流露出一丝放弃的表情，当天他没有走。但9月8日晚林立果还是坐飞机回到北京。

　　林豆豆说：“我从9月7日便分别找警卫科长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内勤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得最多。因为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让李文普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志清醒和人身安全。开始，李文普并不相信我说的林立果要带首长（林彪）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以及林立果要害毛主席的事。后来他也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头，向我说了叶群和林立果瞒着林彪所干的一些事情”。

　　李文普证实了林豆豆的说法：“9月12日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豆豆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净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豆豆与叶群感情不好，与林立果也有矛盾。叶群到处散布林豆豆有精神病，现在冒出这么大个‘阴谋’来，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首先想这是林家母女又闹矛盾了。问林豆豆有什么证据，没有任何证据，我当然就更不相信了。我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就见怪不怪了。所以“九·一三事件”前发生的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很大的警惕，这也是原因之一”。李文普当时的想法是，“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不让他上，能行吗？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只要林彪说句话，林办工作人员都会听林彪的指挥。你不敢向林彪查问，却要我阻止首长上飞机，把责任推给我们这些不知底细的工作人员。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

　　9月12日晚上，李文普在值班室值班，林豆豆又把他叫到小厕所，再次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李文普还是说，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伴君如伴虎，从李文普的角度考虑，他不愿意向林彪报告似乎是可信的。

　　谜团四

　　叶群半夜突然要去“大连”

　　叶群临走前给黄永胜打电话了吗？

　　叶群和林立果原计划9月13日7时去广州。9月12日晚上，叶群安排林豆豆和张清林的定婚仪式，放两场电影，她则一直在打电话。叶群与留守毛家湾的秘书于运深讲了半个小时，于运深说童管理员问几只乌龟怎么办，叶群说给江青送去。叶群还和邱会作夫人胡敏讲了半个多小时，夸奖胡敏给孙女名字起得好。

　　22时30分左右，周恩来打电话给叶群，通话半小时。周恩来问叶群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没有，马上又改口说有，是我儿子飞来的。邱会作回忆：叶群说：“101（林彪）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总理问：“什么时候起身？”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不要坐飞机走。三叉戟才进口，驾驶员还不熟悉。明天白天走，可以坐飞机。”叶群说：“你知道，那个急性子（指林彪）很难说服得了。”总理说：“为了安全，必须这样做。你应当耐着性子做说服工作。”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叶群极力劝阻。

　　周恩来命令吴法宪准备两个机组，并要吴法宪陪自己去北戴河。吴法宪也给叶群打了电话，报告总理要去北戴河。空军34师师长时念堂很快调来两个专机组，在候机室待命。但周恩来并没有去北戴河，是虚晃一枪吗？

　　这时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电话，说西郊机场“封”飞机了。自从9月6日得知毛泽东南巡谈话后，叶群就坐立不安，她知道毛泽东要端掉林彪了。接完周恩来的电话，叶群试图给黄永胜打一个电话，探听北京的动静。黄永胜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周恩来接到北戴河报告后，要求与会者不要出门，也不要接电话，同时在门口布置警卫。所以军委一号台找不到黄永胜，叶群更加慌了。

　　李文普回忆：“大约23时多，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叶群连外衣也没有穿，和林立果一起把已经服了安眠药的林彪从床上拉起来，几分钟后坐“大红旗”走了。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说：“23时多一点，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说叶群宣布，周总理同意首长今晚起身去大连。叶群一宣布就上汽车走了；23时多，林豆豆从北戴河中央警卫团打来电话说：他们（叶群、林立果等人）坐汽车把我爸爸搞走了。” “林豆豆说昨晚林彪已服了安眠药，在北戴河上汽车是两个人扶着上去的。”“这个人（林彪）的脾气是很怪的，很难说服他不走。但为了安全，我还是命令警卫部队要把他们追回来。晚上无论如何不准放行，出了问题怎么负得了责！”

　　谜团五

　　李文普的枪伤没有鉴定

　　李文普为什么在姜作寿拦车后下了车？

　　林豆豆回忆：去中央警卫团大队部报告前，我对李文普说，“我对你谈了几天了，要提高警惕，不能麻痹，一定要防止今晚出事，你能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吗？”李文普说：“能保证，你放心好了。”我又问：“你有把握吗？”李文普说：“这不成问题，我们有这么多人，林立果要是真的要跑，我们就是拼了，也不能让他把首长弄走。”我说：“我叫张宏带部队上来，由他们出面阻拦。在部队没有上来之前，你无论如何要尽一切努力保证首长不被弄上汽车，不然就麻烦了。”李文普说：“在张宏没带部队上来之前，我一定保证首长不被弄上车。”我问李文普随身带枪没有。李文普说：“没有。”我责备他：“你们平时都带枪，到这时候为什么不带枪？”李文普说：“枪放在宿舍里，马上就带。”

　　1980年为审理“两案”，总政取证组到山西吕梁矿山，找到李文普。总政取证组成员李唤劳回忆：“事隔近十年，李文普与原来说的基本一样。他说他事先不知道他们往哪里跑。”

　　李文普反复强调，要张宏给他打电话，因为他要知道中央的态度。可是，张宏既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带部队上来。叶群又让马上走，忐忑不安的李文普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问到哪里去，胡萍说不知道。李文普又给张宏打电话，刚挂通，就被林立果压断。李文普上车前，不知道上边是什么意思。

　　从地图看，苏联赤塔距离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的直线距离是800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的直线距离约600公里。林彪专机每小时飞500多公里，怎么可能半个小时飞1400公里？

　　当然，林彪专机选择的迫降方向是从北向南，而不是它的飞行方向从南向北。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林彪飞机正在返回的路上。因为飞行员需要在迫降场重新建立航线。

　　林彪专机是先起火后坠落吗？

　　潘景寅为什么带几吨油野外迫降？三叉戟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机腹擦地迫降，机翼油箱的存油将起火爆炸。潘景寅采用近乎自杀的方式，是碰到了比带油迫降还要危险的事情？北空技侦8团值班组长李平说，林彪专机一飞出国境线，就开始着火。因最先报告林彪专机坠毁，李平荣立三等功，并得到一个差三分一块钱的笔记本奖励。可是林彪专机能带火飞行360公里才迫降吗？

　　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回忆：林彪专机出去后，蒙古有个情报，有个大型目标从中国方向入侵。这有两种含义，这不是歼击机，是不是轰炸机是个问号，准备作战完全来得及。以后就没有什么消息了。我从空军指挥所下来之前，又是地面报告，大型目标着火了（在空中着火），掉下来了。不是先下来，后着火。这个情报非常可靠，是技术侦察。蒙古边防部队看出来，向上报告，他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说空中不明物体燃烧降落下来、消失。不是雷达观察到的，是肉眼看到的。

　　时任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回忆，技侦8团侦听到蒙古方面通话“有一架飞机正在升空”，“不明飞行物沿边界飞行”，“大型目标在空中起火，掉下来了”。

　　蒙古人拉哈玛最早发现林彪专机坠毁。她看见从西南向北飞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飞行，大概不到20分钟坠毁。温都尔汗几位目击者都说：先看见飞机着火，然后才坠落。

　　9月13日早晨5时多，中国边防检查站报告，一架大型飞机在温都尔汗爆炸。蒙古、苏联、中国都插了手，这就使“九·一三事件”复杂化了。周恩来作出“自行坠毁”的结论，把这个国际事件化为国内事件。

　　“大红旗”冲下山，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到路中间拦车，叶群让冲过去。姜作寿要不是躲得快，肯定撞上。实际上姜作寿只是想问到哪去，每次林彪出行，二大队都要随卫。李文普理解错了，他看见中央警卫团战士打着背包坐在路边，认为没有中央指示，谁敢拦林彪的车？上边一定是“不让走”！李文普脑子一团乱麻，林豆豆已经和他讲了那么多，首长（林彪）还是上了车，如果出了事，他要掉脑袋。李文普对总政取证组说：当时我就是想下车问问怎么回事。我是警卫秘书，为林彪的安全，有权处理。但是车不但不停，还打了我一枪。

　　李文普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大红旗”加速冲过中央警卫团大队部后，突然停车，李文普从车上跳了下来，这时响了五枪。李文普打了一枪，车里的林立果打了一枪，二大队中队长萧奇明打了三枪。萧奇明看到差点撞上大队长，非常气愤，他拼命追车，正好“大红旗”停下，他冲着司机杨振刚一侧的玻璃窗就是三枪。他想把司机打死，但他忘了，“大红旗”是防弹玻璃，所以他三枪弹着点都在“大红旗”左侧的玻璃上，却没有打穿。

　　中央警卫团向中央报告，林立果在车里打了一枪，弹洞在车的摇把底下，弹壳也在车里。姜作寿回忆：中央警卫团天天玩枪，看弹着点就知道弹道。如果林立果开枪，有车顶挡着，他只能朝下。李文普左肩受了枪伤，他打的那一枪的子弹壳掉在地上，但弹洞没有找到。

　　9月13日零时左右，中央警卫团军医陆正武为李文普简单包扎。曾任外科医生的张清林将绷带拆开，看过伤口说“你是自伤啊”，李文普没有反驳。他被送到北京军区281医院，门诊叫来外科值班医生李太和。李太和看见李文普坐在板凳上，身上还背着一把小手枪。手枪非常小，像玩具一样。李文普身边还有几个带着武器的“看守”。李文普说自己是中央警卫团的，擦枪走火。李太和一听就是骗人，这么晚了，擦什么枪？李太和又问，有多远？李文普说没多远。旁边一个“看守”抢白一句：你自己打的！“看守”把李文普的枪下了。

　　李文普为什么偷偷留下几张纸？

　　李文普的清创手术持续一两个小时，这中间林彪专机起飞了。手术室护士注意到李文普听到飞机声一愣，不是不让起飞吗？怎么又起飞了？在李文普住院的十几天中，有中央警卫团的四人“保卫”。大队长姜作寿说，倒不是把李文普当敌人，只是交代不能跑了，也不能死了。

　　李文普话极少。李太和给他换药，换完了他才低声说一句谢谢。李太和看他的头发太长，提出给他理发。“保卫”嫌理发室太远，说借个推子就行了。每天李文普坐在桌前写材料，到底应该怎样交代，他拿不准，所以他的交代几乎让人看不懂。

　　国庆节前，中央警卫团要回北京，也让李文普出院。李太和说写个出院小结，中央警卫团说不用了。第二天一早，李太和到病房，预备再给李文普检查一下，没想到李文普已经被押走了。

　　护士杨桂兰整理床铺，发现李文普留下几张16开白纸，上面写着林、叶逃跑问题，林老虎，枪走火??。她赶快把这几张纸交给教导员张淑英，张淑英上交医院政委。最后来了一个首长，给接触到这几张纸的人办了学习班，严令不准外传。张淑英问有这回事吗？他说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李文普的枪伤为什么不鉴定？

　　林立果坐在李文普后面，李文普负伤时站在“大红旗”右车门外，李文普如果面向车门，坐在李文普后面的林立果子弹只能擦“前胸”到“右臂”。李文普如果背向车门，林立果的子弹是擦“后胸”到“左臂”。怎么可能“前胸擦到左臂”？中央警卫团拦车，使李文普相信了林豆豆的话，他想通过“走火”，给自己找个退身之计。伤在哪儿？李文普也考虑好了，右手拿枪，只好“委屈”左臂了。“前胸擦向左臂”，只能是李文普自己打自己。

　　林办秘书于运深“九·一三事件”发生时在毛家湾值班，当天早上就被监禁在值班室。他听中央57号文件说“林彪亲自开枪打伤跟他多年的警卫人员”，根本不相信。林彪连握个铅笔都要别人捂热，而且林彪没有枪，怎么可能开枪打伤警卫人员？

　　李文普说，“审查时从来就没有人说过是自伤”。后来的说法是林立果打了李文普一枪。车在，人在，从弹道上很容易鉴定，给李文普包扎和检查伤口的医生也不止一个。事实真相只需司法鉴定一下便一清二楚。

　　9月13日零时左右，周恩来接到北戴河中央警卫团的报告，“半途林彪的老警卫员，现在的保卫处长李文普跳下车来，受了伤”。这些情况都还有待查清楚。”为什么不查清楚？张耀祠回忆：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他不愿跟他们走，下来就好交代了。张宏说：走火，不说什么事，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更干脆，算了，小节，不再干扰。

　　1971年9月13日凌晨，潘景寅就是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走的，一去不复返

　　谜团六

　　潘景寅的病故军人通知书

　　林彪专机上天前，潘景寅不知道要飞出国境？

　　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大红旗驶进山海关机场，这时三叉戟还在加油。林彪等人从工作人员的小铁梯爬上飞机，如果潘景寅事先知道，他一定会准备好登机梯。零时32分，还有五名机组成员没有上机，机场也没有给放飞指令。但叶群说有人要害林副主席，要潘景寅立即起飞，他当然要强行起飞。

　　“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周恩来说：“林彪飞机强行起飞后，是在京山航线飞行的，空军的雷达看得很清楚。但到了接近承德时飞机徐徐下降，到了承德上空雷达搜索到一次，飞机调头向北去了。”从林彪专机起飞后在空中的缓慢“问号”看，潘景寅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1980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下角刊登新华社电：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和夫人，回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正值中国审判“两案”，厄尔·费尔问：“根据调查，飞机失事是自然的事故，是由于飞机维修不好呢？还是别的原因？”邓小平回答：“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邓小平答非所问，问飞机失事原因，却说“飞行员是个好人”。

　　这时飞行员潘景寅并不是好人。“九·一三事件”中的两位飞行员能比较吗？直升机在陈修文的驾驶下没有出逃，而是兜了个圈迫降在怀柔，而潘景寅却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毛泽东说“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这个“忙”是飞行员潘景寅“帮”的。潘景寅家属孙祥凝凭着邓小平的“好人”说，上访一年，拿到了潘景寅的《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

　　谜团七

　　林彪怎么可能有横竖两版“手令”？

　　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北京卫戍区缴获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和“林彪手令”。邱会作回忆：“周总理叫公安部长李震、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十余人来到福建厅。长方形桌子中间摆着一个大搪瓷盘子，里面放着一个大黑本子，本子上有两页白纸，贴着很多碎纸片拼起来的一封信，是林彪写给黄永胜的，红铅笔字，像林彪写的，但疑点一看就能看出来。当时就有人（不是黄吴李邱）提出：‘这是手迹吗？’我也走近桌子去看了一下，我看后摇了摇头，表示怀疑。黄永胜气得坐在那里不说话。”

　　林彪的信由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转交黄永胜，王飞和黄永胜都否认见过这封信。为什么要王飞转交？为什么林彪信在周宇驰身上？直升机上有一个录音机，忙乱中被按响，放出窃听的叶群和黄永胜通话。林立果的第二方案是去广州，如果黄吴李邱不去，除了拿枪“绑架”，这个录音也是个威胁吧？

　　9月8日晚上，林立果在西郊机场下飞机后，向胡萍出示横版“林彪手令”。竖版“手令”在周宇驰身上，给江腾蛟、鲁珉、关光烈、刘世英、李伟信、程洪珍等人看过。竖版“手令”最后一次使用是9月13日凌晨3时15分，周宇驰凭它骗取了直升机。林彪怎么可能写两版“手令”？十年审案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个横版“手令”？

　　“林彪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信，笔迹生涩。“林彪手令”是一句很含糊的话，“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写给谁的？按什么“命令”办？林彪没有当过副职，下命令都是死命令，不可能用“盼”。如果真是“林彪手令”，为什么掌握军中大权的黄吴李邱没有动静？却让“娃娃”拿着他的“手令”招摇？林彪晚年不动笔，甚至叶群让保密员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文件。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也练过林彪签名。

　　谜团八

　　林彪专机的飞行高度3000米，减去地面的海拔高度600米，也就2400米左右。边境雷达监视只有几十公里。1时55分，林彪专机从414号界碑上空进入蒙古，下降到2500米，左右拐弯。

　　林彪专机是被苏联打下来的吗？

　　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顾达寿）在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中披露，林彪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被击落。蒙古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技侦8团的情报显示，蒙军雷达侦测到了林彪专机进入蒙古领空，但蒙古军方还没有采取行动，目标已经消失。

　　在蒙中边境有能力发射导弹的是驻蒙苏军。如果真有人打，那应该是驻蒙苏军。驻蒙苏军的职责是监视中国，林彪专机进入蒙古境内，目标大，飞得又慢，是不是被苏军误为侦察机，匆忙发射导弹了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后，苏联如此积极到坠机现场，拆走一台发动机和黑匣子。也可以解释林彪专机空中着火，来不及耗油就紧急迫降的原因。

　　林彪专机飞到苏蒙边境了吗？

　　“九·一三事件”40年了，蒙古和苏联始终没有公布林彪专机的飞行路线。2004年9月1日，退休克格勃头子扎格沃兹丁接受凤凰卫视中文台驻莫斯科记者的采访。他说听当地老百姓说，林彪专机飞到了苏蒙边境。

　　虽然林彪专机飞越国境不久，中国雷达就跟踪不到了，但可以根据飞行时间推算。林彪专机有三个时间，起飞时间零时32分，飞越国境时间1时55分，坠毁时间2时27分。也就是说，林彪专机在中国境内飞行83分钟，在蒙古境内飞行32分钟。从航程看，林彪专机在国内航程是三分之二，而从国境飞到蒙古温都尔汗是三分之一，大致和飞行时间相吻合。

　　林彪专机强行起飞

　　山海关机场为什么没有拦住林彪专机？

　　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回忆：1971年9月13日0时06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第三次来电话，说这架飞机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不能起飞。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已经要了两个油车加油。0时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0时22分，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时，我看见林彪“大红旗”快速开来，停在专机边上，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林立果、刘沛丰下车，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油车快让开！林立果也大叫，飞机快起动！他们没等梯子车，就顺着工作梯爬上飞机。这时，一辆大吉普开来，中央警卫团的七八个人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呆呆地看着林彪上飞机。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事后看很可能是打给周宇驰，让周宇驰“北上”。特设师邰起良也从飞机上下来打电话叫副驾驶陈联柄等人，我拦住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没有说话，林立果把他推上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头看了好几次。

　　佟玉春急了，他命令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滑行道出口50米处设障，无论如何不能让飞机起飞。如果两辆油车到位，肯定堵死了上天的路。而两个干部先后借故下了油车，老兵也把油车停在半路。只有新兵刘三儿把油车开到指定的拦截位置。

　　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佟玉春朝天打了三枪，催警卫连快来。这时停机坪的照明灯熄灭了，跑道灯也没有打开，林彪专机凭着机头灯，快速滑行。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刘三儿吓得赶快让路，但还是被30米长的右翼打弯了油车盖上的铁棍。也许是太着急，潘景寅差点儿撞到跑道边的一堆大石头，他强扭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致使飞机提前转弯，一个轮子陷到跑道边的豆子地里。山海关白天刚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潘景寅加大油门，飞机狂吼着从东向西进入了跑道，留下20多米长的一道泥沟，起飞了。20多天后豆子收割，老百姓捡到飞机胶皮、灯罩、有机玻璃等几十块碎片。佟玉春认为：飞机和油车相撞，造成右翼严重受损。而右翼里是两组油箱，飞行一两千公里，在飞机速度、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很可能短路起火，这或许是坠毁的原因？

　　周恩来说：“叶群他们到山海关机场后，是采取紧急上飞机的办法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基层单位是很难拦得住的。”“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飞机是强行起飞的。”

　　1971年9月21日，美国卫星拍摄的蒙古温都尔汗林彪飞机坠机现场的云图。经到过现场的孙一先辩论，认为是准确的。A处是燃烧的灰烬，B处是林彪等人的墓地

　　谜团九

　　林彪专机迫降是因为缺油

　　山海关机场到底加没加油？

　　三叉戟1E型的油表总计为23.5吨，实际装21吨，容量误差有2361千克。最大油量航程4205公里。潘景寅在接到飞往山海关的命令后，让机械师李平加16吨油。可是加到15吨时油车没油了。这样飞到山海关机场后，剩油12.5吨，潘景寅又叫李平加到17吨。压力加油快，可三叉戟第一次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油管和三叉戟油嘴不配套。如果爬上机翼，用重力加油太慢。潘景寅说明早再说。

　　林彪专机起飞后，李德生在空军指挥所反复查问，它有多少油？空中耗油量多少？还能飞多远？山海关机场报告没有加上油。山海关机场真的没有加油吗？

　　9月12日23时54分，潘景寅接到林立果从保密机打来的“马上走”的电话，他让34师调度室主任李海彬要两个油车。同时潘景寅叫三个机械师加油。从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值班记录看，23时55分李海彬要了两个油车。23时56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李万香通知两个油车加油。

　　保障专机，绝对是紧急集合的速度。山海关场站副参谋长李仁杰回忆：“场站的油车最大的能装8吨油，那天晚上是两个4吨油的油车，三五分钟就能到位。”因为压力加油不行，直接用两辆油车重力加油。两个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一两分钟后也上了林彪专机右翼，各负责一辆油车。西郊机场马主任说15至18分钟可以加完2.5吨油。李仁杰说半个小时可以加完4吨油。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前至少有20分钟的加油时间，又是两辆油车同时作业，4.5吨油应该加得差不多了吧？

　　据李海彬回忆，9月12日晚上，潘景寅到山海关机场，开完班后讲评会，他就到了李海彬调度室，躺在李海彬的床上，和李海彬闲聊，没有任何异常。潘景寅要了油车20分钟后，说油加得差不多了，就去了停机坪。

　　时任山海关场站参谋长的佟玉春说：“当时有人说没加上油，也有人说加上油了。”油车有严格的登记本，怎么可能模棱两可呢？如果加上油，是不是支持“叛逃”？最后山海关机场说没有加上油。林彪专机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是关键问题，为什么十年审案，不查山海关油车登记本和油库油量？

　　1972年中国空军专家组出具报告：三叉戟IE型平均每小时耗油四吨半。从山海关到蒙古温都尔汗1100公里，飞行不到两小时。飞行高度3000米，耗油较多，总耗油量9.5吨至10吨。所以林彪专机坠毁时，存油2.5吨上下。

　　这个计算除了没提山海关加油，还忽略了一个重要情况。三叉戟IE型最大起飞重量65吨，载客115人。而林彪专机只有9个乘员，按每人120斤计算，一下少了13吨。如果只有12.5吨油，又少了8吨油。林彪专机起飞就少了21吨，耗油是否也会减少三分之一呢？而且随着油量成吨消耗，三叉戟越轻，耗油也将越少。

　　从蒙古温都尔汗到乌兰巴托29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山海关，也就20多分钟的航程了。苏联人判断林彪专机飞到乌兰巴托的油是够的，飞伊尔库茨克的油也够。林彪专机迫降时决不止2.5吨油，否则烧不出那么大的火。为什么不把油耗到最低？为什么要采取自杀式的迫降？

　　谜团十

　　林彪专机黑匣子在苏联手里

　　林彪专机在飞越中蒙边境时着了火？

　　2时27分，林彪专机在飞行115分钟后，坠毁在距中蒙边境360公里的温都尔汗，机上9人全部死亡。

　　林彪专机是被打下来的吗？谁打的？中方、蒙方和驻蒙苏军？吴法宪提出拦截，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回忆：“在林彪专机建立的这条航线上，没有设置地空导弹。”而中国的地空导弹只能发射40公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也十分清楚，他不会去撞“枪口”。